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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5 14:45

　　“帝印”玉印及封泥

　　这枚玉印是在墓主腰腹位置出土的九枚印章中的一枚。这九枚印变原来是三个一组用小漆木盒盛放着，后来盒子朽烂掉了。

　　玉印的印文是阴刻篆书的“帝印”两个字，因墓室进水及年代久远，玉印被侵蚀成黄白色。印钮雕成螭虎形状，装饰有云纹。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第二代王都曾僭越称帝，在国内使用皇帝的称号和礼仪。“帝印”玉印及“帝印”封泥的出土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据。

　　封泥是中国古代封缄竹木简、文书和杂物并加盖印章的泥块，如同今天的火漆封。封泥出现于春秋末期，盛行于秦汉至魏晋时期，唐代以后由于纸的普及而消失。

　　“赵眜”玉印及封泥

　　“赵眜”玉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和腿部之间。覆斗式印钮，上边有一个小孔可以穿印缓。印文是阴刻篆书的“赵眜”两个字，这枚玉印是墓主人的名章，它和“眜”字封泥相互印证，使我们知道墓主人姓赵名眜。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二代王叫赵胡，这与出土的“赵眜”玉印有出入。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专家认为：可以是由于名和字的歧异。也可能出自一人二名，一越名，一汉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墓主人是历史上南越国第二代王的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泰子”金印和“秦子”玉印
   
　　“泰子”金印和“泰子”玉印同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原来是放在一个小漆木盒子中的。
   
　　金印的印文是篆书的“泰子”两个字，有边栏和竖界，书写风格和著名的秦代石刻很像，凿刻精致。以龟作钮，腹部中空用以穿印绶。
   
　　这两枚泰子印章上的“泰”字与太阳的“太”字是古音通假，“泰子”就是王太子的意思。它们应该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子（也就是赵眜之父）的遗物。因为赵眜父亲未能接位便去世了，“泰子”印便由他来掌管，赵眜去世后，印章就和他一起火葬了。“泰子”玉印的印文、书体等与“泰子”金印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墓主人棺椁模型

　　墓主人葬具是漆木的一棺一椁，外面的叫椁，里面的叫棺，因为墓室曾经受水浸，棺椁都朽烂无存，只留下些漆片，您现在看到的是根据遗迹制作的棺椁模型。在墙上的棺椁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棺与椁两侧紧贴，根据棺椁遗迹和棺内随葬品推断，外椁长约3．3米，内棺长约2．2米，宽0．75米。棺和椁的多余空间形成头箱和足箱，用以放置随葬品。

　　外椁盖上放有兵器等随葬物，椁面四角各放有一大块玉璧。外椁壁板钉有6个鎏金饕餮纹的铜铺首，两侧各两个，首尾各1个，铺首本是钉在门上用以衔环的底盘，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

　　严格的棺椁制度在周代已形成，是中国礼制的重要内容。周礼规定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土两重。这种制度在秦汉时期被部分地沿用了。

　　二、主室瑰宝

　　丝缕玉衣

　　丝缕玉衣是南越王的敛装。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

　　出土时，南越王尸体已经朽烂，玉片也散落在地，专家用了三年多时间才修整复原。考古工作者在丝缕玉衣的内外还发现了大大小小的几十块玉璧，在玉衣的头端、手套一端还随葬有玉饰，充分反映了南越国统治者的崇王观念和厚葬习俗。

　　承盘高足杯

　　承盘高足杯放在南越王棺椁的头端，由高足青玉怀、游龙衔花瓣形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造型呈三龙拱怀之势，它共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做战，工艺精巧、造型奇特。

　　秦汉时期统治者迷信神仙，认为饮甘露、服丹药玉屑可以长生不死。在南越王墓中出土有五色药石，所以这件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用来承聚甘露的器具。史书记载，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在长安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仙人承露盘，矗立于高台之上，也许跟南越王的这件承盘高足杯是一脉相承的。

　　墓主残骸
　　
　　这两个展柜展出的分别是墓主人的头骨残片和部分牙齿以及他的尸体残骸。据鉴定，南越王去世时年龄在40岁左右。由于南越王墓群山为藏，又以大石块砌构，没有防水措施，山体几次浸水进入墓室，加之南方天气湿热，墓主尸体几乎朽烂无存。

　　第二代南越王赵眜二十余岁就从祖父手里继位为王，在位期间，偃武修文，当周边遭闽越国（今福建）侵袭时，请汉朝出面解决兵端。对汉朝采取绥靖政策，派儿子婴齐入朝当人质。他在位的十六年，南越国国内政治平稳，但与日益强盛的汉朝相比，实力已在渐渐衰落。赵眜之死可能与体弱多病和服食五色药石等丹药有关。

　　墓主组玉佩

　　组玉佩又叫玉佩组饰，是贵重的装饰品。南越王墓出土组玉佩11套，南越王的这一套最为华丽。它共由玉、金、玻璃等5种不同质料的32个饰件组成，以双凤涡纹璧、透雕龙凤涡效璧、犀形璜、双龙蒲纹璜四件玉饰自上而下作为主件，中间配以4个玉人、5粒玉珠、4粒玻璃珠、2粒煤精珠、10粒金珠等，玉套环居于最末端，形成一套大小有别、轻重有序、色彩斑斓的华贵佩饰。
   
　　从出土实物来看，汉代组玉佩的组合已经简化，像南越王的这样组合繁杂的组玉佩尚不多见。

　　贴身玉璧

　　古人迷信玉可以保存尸体不腐，认为玉是“天地之精”，又是呈祥瑞，避邪恶的神物，南越王身穿玉衣，在玉衣的里里外外发现大大小小的几十块玉璧随葬，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这是在丝缕玉衣内料贴墓主遗体随葬的十四块玉璧。其中两块夹于左右耳间，十二块分三行贴身纵铺。
   
　　这是在玉衣外面的十块玉璧。出土时玉璧上有丝带串连的痕迹。
   
　　玉璧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器，主要用于祭天，也是等级身份的重要象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玉璧，汉墓中出土的玉璧很多。您看到的这些玉璧的功能是丧葬用玉，生前，这些玉璧可能被用在祭祀等重要场合。

　　珠襦组带
   
　　在丝缕玉衣的上半身，覆盖着一件短上衣，叫珠襦。所谓珠襦，就是用小珠缀串装饰的短上衣。南越王珠襦下部装饰三条纹带，由金花泡、金素泡、银贝、玻璃贝等组合成菱形图案，缝缀在衬里的丝绢织物上。出土时，珠襦已经朽烂，留下这些小饰件，它们的底部还残留着丝绢的痕迹。
   
　　金花泡的设计和加工十分精细，球面形泡体上的金丝和金珠都是焊接固定的。在20倍的放大镜下，您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花泡的焊接点，这样微细的工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它的工艺技术，可能来自于古代的西亚地区，是中西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之一。

　

　珍珠枕及金薄片
   
　　南越王随葬的枕头以珍珠填充枕芯，收集起来的小珍珠重约470克。珍珠因为产量少，得之不易，在历史上长期为帝王、贵族所垄断使用。我国珍珠的主产地在广西北部湾的合浦，古人把靠近合浦和雷州的海域叫“珠池”，西汉初年，这里正是南越国的管辖地。珍珠枕里的珍珠可能也来自广西合浦。

　　古时候死者入殓时，面部要覆盖一块丝织物或布。墓中出土了八块杏形金薄片，原来是缀在南越王玉衣面罩上的一块丝巾上。丝巾已朽，金片尚存。金片的图案是两个尖角羊头纹，羊头两两相背，这些金片，含有草原文化的因子。类似的金片，在河北满城汉墓中也曾发现过。

　　龙凤纹重环玉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其中，玉器占了五分之一，玉器中，装饰用玉所占比例最大，种类已多，是中国汉玉的一次空前发现，其造型工艺都极为精美。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珮是一件装饰玉，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凤冠和尾羽上下延伸成卷云纹，把外围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在喃喃细语，妙韵天成。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玉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

　　兽首衔璧玉佩
   
　　兽首衔璧玉佩出土于墓主的头部，用一整块青玉雕成，属于装饰用玉。这件王佩最主要特点是不对称。请看：它的整体由一个方形兽头和一块谷纹玉壁组成。兽眼圆睁，眉毛高扬，极为传神。兽首左侧透雕一只螭虎，虎尾向上卷曲，右边却没有，左右形成不对称的格局。下面的玉壁套在兽鼻子突起的长方形的銎孔里，可以前后转动。玉佩的背面光平无纹。整件器物采用了镂空、浅浮雕、线刻三种技法，线条流畅、雕刻精美。

　　金钩玉龙
   
　　金钩扣玉龙出土于墓主人的右肩上，整体由一条青玉雕刻的玉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形成一幅猛虎噬咬巨龙、龙虎争斗的生动图景。
   
　　玉龙身体弯曲成S形，回首张口，衔住背鳍，尾巴回卷，下半端折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金带钩是铸成的，器表打磨光洁，钩尾和钩首都做成虎头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预铸出一个“王”字，非常形象。虎口形成的套銎，刚好套住玉龙的折断处。把龙、虎两个神灵巧妙地用不同材料做成一件器物，反映了汉代工匠富有创意的构思。
　　鹤壁望窑诗文枕

　　鹤壁集窑创烧于唐代，终于元，烧造历史达500年之久，但不见于文献的记载。考古发现其窑址在今天河南省的汤阴县。
   
　　这件北宋晚期鹤壁集窑瓷枕展示了这个窑口的产品特点，其白地黑花是磁州窑技法的沿续。它在枕面上书褐彩对联一首，自右向左释读为：

　　虾麻水上真书出，蛐鳝泥中草写之。
   
　　它的意思是：青蛙浮在水面上，象楷书的“出”字；蚯蚓在泥中滑动，象草书的“之”字，实在是一幅精美的对联。

　　磁州窑苏轼词文枕

　　这件北宋磁州窑枕底有“张家造”三字款，枕面书词一首，叫做“回文菩萨蛮”，它的作者是大文学家苏轼。词文自右向左释读，每一句返回念一次。


落花闲院春衫薄  薄衫春院闲花落
迟日恨依依      依依恨日迟
梦回莺舌弄      弄舌莺回梦
尤使问人羞      羞人问便尤

　　这首词描写的是一位相思的少女等候心上人来临的情景。瓷枕上的词文则反映了苏武词在民间的流行。这件瓷枕作工精湛，书法精美，是陶瓷枕中的精品。

　　磁州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枕
   
　　磁州窑瓷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其瓷忱的纹饰内容，包括有诗、词、画、赋、曲和警语、祝语等内容，是这一时期民间思想观念、社会崇尚和生活习俗的有力保存者。
   
　　这件金代磁州窑瓷枕在枕面上书“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见于《论语》，反映了典型的儒家道德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处世的指针。

　　磁州窑船子和尚待枕

　　这件磁州窑瓷枕在腰形的枕而上用褐彩书有两句诗：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在月明归。

　　其中“在”应为“载重”的“载”的别字。

　　这句诗的作者是唐代有名的俗称“船子和尚”的德诚禅师，他的故事记载在《五灯会元》一书中。他在诗中写道：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意境极为空明，反映了禅宗那种毫不执着，心无所住的恬适态度。难怪他的名句在宋金时还流传着。这件瓷枕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时南宗禅的兴盛。

　　“枕赋”枕
   
　　这件磁州窑“枕赋”枕是目前所见唯一枕上说枕的实物，也是目前所见到的枕上文字字数最多的一件瓷枕，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这段文字以特有的文学形式——“赋”来描述瓷枕的产地、兴起和当时人们对瓷枕的钟爱，洋洋洒洒达259个字，并署有制作者的名号“漳滨逸人”，底部有“王氏寿明”的印款。从流传下来的多件由他制作的瓷枕看，他是当时磁州窑的做枕高手，绘画、书法等都极有造诣。

　　长治窑虎形枕
   
　　长治窑窑址位于今天山西省西部的长治县，它是金代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窑址。它的代表作品是白地黑彩虎形枕。这件瓷枕作卧虎形，用黑彩绘出虎头及身部纹样图案，笔法凝重，厚实而不失法度。在枕面画有高飞的双雁，下绘几丛水草，在水泽旁边有一抬腿回视的水鸟，简单的几笔描绘出水涯天际的旷远景象，是金代瓷枕中罕见的佳品。枕作虎形，表现了千年来这一地区的崇虎习俗，显然含有除魔辟邪，逢凶化吉的心理寄托。

　　宋三彩枕
   
　　唐三彩以造型丰富、色彩艳丽而闻名于世，但宋三彩却鲜为人知。宋三彩不仅继承了唐三彩的工艺传统，还有所创新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杨永德先生捐赠的陶瓷枕中有26件宋三彩枕，充分体现这一时期的三彩艺术风貌。如果将造型和釉色作为唐三彩的创造的话，那么来代的主要成就是采用绘画刻划的方法进行装饰。图案规整，线条流畅，刻画的刀锋刚劲有力、细致入微。这件河南修武当阳峪窑宋三彩枕可作为这种工艺的代表。它虽不如唐三彩光润，但釉色却比唐三彩浑厚、凝重，而且填色规整。所以说宋三彩是唐三彩之后的又一高峰。

　　磁州窑诗文枕

　　这件金代磁州窑枕在侧面有施黄釉的模制卷草纹，在枕面施有绿釉，并刻划有词一首。词文如下：

帘卷夕阳曲槛明，
东风桃李满画城，
回首十年浑似梦，
几飘零。

花落渐随流水远，
莺慵已许送春声，
惟有西山还似旧，
笑天青。
——寄摊破  浣溪沙

　　这首词写得沉着老到，且不见著录，可以为《全宋词》增加内容。

　　鹤壁集窑诗文枕

　　鹤壁集窑是宋金时期位于河南汤阴县的一个民间窑口，它属于磁州窑系统。

　　这件瓷枕在谈褐色胎上进行釉下彩绘，枕的侧面绘以草叶纹，枕面书点《点绛唇》词一首。词文如下：

莺踏花飞，
　　　乱红铺地无人扫，
杜鹃来了，
　叶底青梅小。

倦拨琵琶，
　总是相思调，
凭谁表，
暗伤怀抱，
　门掩青春老。

　　这首词的作者不明，很有些南宋词人晏几道的风格。他有类似的词：“千花百草，送得春归了，拾蕊人稀人渐少，叶底青梅小。”这首词有一些简化字，如“乱”字，和今天一样。

　　金三彩诗文枕

　　这件金代山西晋南地区瓷枕在枕而长方形框内书写一首五言绝句：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这是唐代很有名的绝句，它的作者是元和、长庆年间的诗人张祜。他曾有“千首诗轻万户侯”的美誉。《何满子》是唐代的一种曲名，因唐玄宗时一位名叫何满子的歌人临刑哀歌而得名。这首诗是写唐代宫女生活的，宫女远离故乡，被幽禁于官中达二十年之久，一面唱着哀婉的《何满子》曲给皇帝取乐，一面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不禁黯然泪下。宫女内心的凄楚，被描写得淋漓尽致。

　　金三彩枕
   
　　华丽、雍容、用笔洒脱而不失法庭，是山西晋西地区金三彩枕给我们的印象。宋代瓷枕具有平和、中庸、清淡的风格。目空一切，呼啸生风的老虎在宋代几乎不列入瓷枕的绘画内容中。这件金代瓷枕则和宋代不同，它构图自然洒脱，用笔自由奔放，老虎以粗矿、凝练的形象进入了装饰艺术中表现出刚劲、质朴的北方风格。

　　辽三彩枕
   
　　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辽代三彩枕。枕面画有珍珠地牡丹花纹，侧面模印兽首及山水人物，施有三彩釉，它是辽代龙泉务窑的产品。龙泉窑窑址位于今天北京西郊门头沟区的龙泉镇，是一处有代表性的北方辽代瓷窑遗址。这件枕的外形极具草原文化特色，和辽代墓葬出土的许多随葬枕形相近。

　　黑定“长命”枕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继河北邢窑之后又一著名的白瓷窑场，窑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县。它主要烧造白瓷，也烧造绿釉、褐釉以及黑釉瓷器，这就是文献中所称的“绿定”、“紫定”和“黑定”。
   
　　这件瓷枕在灰白色的瓷胎上施以黑褐色釉，枕面用褐彩书“长命”二字，书风受苏轼书体影响。“长命”则寄托了陶瓷工匠们的美好祝愿。

　　景德镇青白瓷枕
   
　　景德镇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窑址，位于今天江西省的景德镇市。它始烧于南朝，自唐至今一直是著名的瓷器产地。因在宋真宗景德年间烧造贡瓷得到赏识，改名为景德镇。景德镇创造了影青瓷。展柜中几件景德镇瓷枕均属这一类瓷器。
   
　　所谓影青瓷，又叫青白瓷，主要是指其釉色青中有白，白中泛青。景德镇窑瓷器因为胎质洁白，釉色温润，青白如玉，所以有“类冰似玉”的美称。当时人把景德镇瓷枕直接呼为“玉枕”，词人李清明因而有“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的词句。
   
　　这件瓷枕可作为景德镇影青白瓷枕的代表。在枕面线框内印有三个儿童戏球的图案，侧面有一圈龙纹图案。整件器物极具玉的质感。

　　耀州窑瓷枕

　　耀州窑是宋代重要的瓷窑之一，窑址以今天陕山铜川的黄堡镇为中心，其地宋时属耀州，所以叫耀州窑耀州窑以烧造青釉瓷而著称于世。在我国南北两大青瓷体系中，耀州窑代表着北方青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广州、广西永福都发现了供外销而仿烧耀州窑青瓷的窑址。
   
　　耀州窑产品胎质坚硬，釉色青翠艳丽，装饰富丽堂皇，纹饰简朴、壮美，技法以刻花为主，兼有印花、刻花、镂空、雕塑以及模印等，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画面。这件作圆雕卧狮形的瓷枕是耀州窑晚唐时期的作品。

　　吉州窑绿釉八角形枕
   
　　吉州窑又叫永和窑，窑址位于今江西吉安永和镇的西侧，是宋代江南一处综合性的窑场。它集南北民窑之大成，瓷器品种繁多，纹饰丰富多彩，以白釉下彩绘、黑釉剪纸贴花、洒彩等品种著称。它的釉下彩绘对后来的景德镇青花瓷的产生影响极大。
   
　　这件吉州窑瓷枕的珍罕之处在于它的底部有“严家记”的戳印。由于它的发现，使文献记载的吉州窑五大窑户得以补齐。这件瓷枕在枕面划三处蕉叶纹，侧壁印有牡丹纹，四角有竹节形柱，底有“严家记”三字的铭款。明代《格古要论》记载道：“吉州窑，宋时有五窑。”多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永和镇窑址进行调查发掘，先后发现有舒、陈、谢、郭四姓窑户的铭记，这个传世的“严”家枕，正是未见的第五家窑户。

　　吉州窑诗文枕

　　这件南宋吉州窑瓷枕将中国艺术中的诗、词、画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吉州窑匠工们对艺术表现手法的博采众长。枕的六面绘有花纹，其中枕面和杭底绘诗文三首。其一为东晋顾恺之的五言诗：

春水满川泽，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

　　另两首为词，作者是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他的词在两宋时很受欢迎，以致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赞誉。这件瓷枕也说明了这一时期柳永词传播之普遍，以致民间的工匠能够背诵并且书写在瓷忱上。


　　铁剑
   
　　这是在南越王身体两侧发现的10把铁剑，每侧5把，每件都有一米多长，最长的一把长一米四六，是目前所见西汉时期最长的一把铁剑。铁剑有5把镶嵌着玉剑具，是玉具剑。出土的时候，这批铁剑都有丝绢裹着，锈蚀严重，剑身与剑鞘不能分离。
   
　　南越国有较强军事实力，南越国军队的装备以铜兵器居多，铁兵器主要为将官使用，南越王墓出了大量的铜铁兵器，南越王赵眜就身佩十把铁剑，正是南越国尚武精神的体现。

　　足箱及银盒
   
　　这个展柜里展出的是南越王棺椁内足箱里的随葬品。在足箱里放有139块陶璧，当中放一个银盒，盒里装着药。陶璧里有两块玉璧，说明整批陶璧是作为玉璧的明器（即冥器）而随葬的。
   
　　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子和盒身上采用锤枼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这种工艺与纹饰。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而与中国本土的不同。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根据汉代银器的特点，在盖子上焊接了盖钮，在盒底加了圈足，还在器身上留下了许多铭文。西汉时期，广州已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南越王墓出土了银盒。非洲象牙、乳香等许多海外舶夹品，说明广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两千多年前就已与海外有着密切的交往，这比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时间还早。

　　玉角怀
   
　　这件玉角杯用一整块青白玉雕成，中间凿空成犀牛角的形状。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匠心独运，就着玉石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如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至今玉角杯仍放射出它温和恬润的光泽。
   
　　这件玉器，既是一件美色美奂的工艺品，又是一件熔传说于现实，引入遐思的实用品，它表明这一时期玉雕在章法布局、材料运用、技巧发挥上走向成熟。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堪称是中国汉玉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那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如果不是胸中有丘壑，又怎能创造出如此的杰作！

　　玉盒  玉盖杯
   
　　玉盒、铜框玉盖怀和玉角杯都出土自南越王棺椁的头箱，这三件都是玉雕器皿。全国汉墓中目前出土的玉制容器不过十余件，南越王墓就出土了五件，可见这批玉器的价值。
   
　　这件玉盒由青玉雕成，盖与盒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盖面的纹饰分为三区，上面桥形的小钮里所套的玉环可以活动。盒身象个圆碗，也装饰有三圈纹饰。玉盘的玉质温润，内外磨光洁，雕镂精细。
   
　　铜框玉盖杯体现了汉代的镶嵌工艺水平，杯体呈八棱筒形，座足呈喇叭形，怀身是一个鎏金铜框架，有上下两截，上截嵌入8块竹片状的玉片，下半截嵌入5块心形的玉片。玉盖怀的盖子外滑也是一个鎏金铜框，盖项嵌入一块青玉。出土的时候，铜框玉盖杯用多层丝织物包裹。

　　八节铁芯玉带钩
   
　　八节铁芯玉带钩出土自墓主人棺椁的头箱。带钩，是古人束衣带作装饰的钩。这件带钩由一根铁芯穿连8块玉制作而成。钩首为龙头，钧尾为虎头，细致地雕刻出老虎的凸眼、直鼻、獠牙、胡须、浓眉。钩身多处为铁锈沁染，镂刻龙与虎相混合的躯体，上面刻有鳞、鳍，和缭绕的云纹，带钩的钮为扁圆柱体。
   
　　带钩在战国至汉代很多见，这件带钩优美的造型，精致的工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龙虎共体玉带钩
   
　　这件龙虎共体玉带钩由一整块青玉雕成，半透明，局部有褐斑。这件带钩钩首是虎头，钩尾为龙头，龙虎双体并列，李典成S形，龙张口衔环，虎探爪抓环，形成一副龙虎争环的图景，墓中出上有几件以龙虎相争为题材的带钩，比如金钩扣玉龙、八节铁芯玉带钩等。龙、虎、龟、凤等四神灵的动物造型经常出现在秦汉时期帝王诸侯的带钩上。
   
　　南越王墓中出土带钩共36件。其中铜带钩24件，银带钩7件，金带钩1件，玉带钩4件。4件玉带构形体大，造型美，作工精，保存好，特别引人注目。

　　大玉璧
   
　　墓主人的棺椁中出土了37块玉璧，这是最大的一块，直径有33．4厘米，堪称璧王。
   
　　玉璧壁面上的纹饰分为三区，其中外区为七组双身龙纹，这件玉璧是墓中装饰龙纹最多的一件器物。
   
　　关于这块玉璧的用途，在南越王生前，它可能被用于祭祖或外交等场合，死后它被作为丧葬用玉，放在棺椁内。

　　屏风
   
　　屏风是室内陈设作为遮蔽的用具。这件屏风出土于主棺室东侧，是我国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实用漆木屏风。以前出土的同时期的屏风大都是明器，形体较小。
   
　　由于出土时漆木门板已朽，仅存一些铜构件和散落在地的漆片，专家们根据构件的出土位置、构件造型进行了科学的复原。
   
　　这件屏风不仅规模大，而且结构奇巧。它中间的屏门可以向外开启，两侧的翼障以折叠构件连接，可以展开。它的上部装饰有插着羽毛的朱雀和双面兽首造型的顶饰，中间的门板上装饰着绚丽的红、黑二色的卷云纹图案，下部是鎏金的人操蛇等造型的托座。屏风出土时共收集起来的鎏金泡钉有658枚之多，可见其装饰之华丽和南越王生活享用的奢靡。

　　屏风预饰

　　顶饰是屏风横梁上的装饰物，墓中出土顶饰五件，都是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其中有两件朱雀顶饰，三件双面兽首顶饰。在朱雀头顶和善首上都有一个圆管，可能是用来插羽毛的，圆管的内壁都刻有数字记号，这些数字是复原屏风的依据之一。
   
　　朱雀是秦汉时主管南方的神，又叫朱鸟，是想象中的动物。这件顶饰的朱雀昂首展翅，站在方座上，脖子身体、双翅刻满了羽毛纹饰。方座四面装饰着火焰形纹饰，南方主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尊火中的朱雀形象，栩栩如生，说明了汉代的思想观念在南方已经非常普及了。

　　人操蛇托座
   
　　人操蛇托座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青铜铸造，遍体鎏金，出土有两件。托座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一个直角形的构件，用来套合屏风的下端。下半部分是一个越族大力士抓住五条蛇的形象，力士两眼圆瞪，眼珠外突，鼻短而高，口衔一条两头蛇，身着短袖左衽上衣，下体着露膝短裤，赤着双脚，双手抓蛇，双腿夹蛇，四蛇相互缠绕，向左右延伸。外连一组云纹。
   
　　南方多蛇，古代越族人有抓蛇、食蛇并以蛇为图腾的习俗，越人操蛇象征着祛邪避恶。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大门石墙上的两组大型浮雕的主题就是操蛇的男女越神，体现出南方越文化的特色。

　　蟠龙护蛀托座
   
　　蟠龙托座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青铜铸造，通体鎏金，墓中出土了两件。蟠龙托座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组成，龙的四足踩在一个由两条蛇组成的支座之上，支座为双蛇合作，蛇身各卷缠一只青蛙，再向前延伸至正中会合，形成一个‘U”形触地。龙的四肢微微下蹲，一只青蛙伏在龙口之中，前肢抓住龙口的边缘，神态安稳。将尤、蛇、蛙的形象集中在一个整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多民族习俗观念走向一体化的过程。

　　屏风的托座和预饰做成龙、朱雀、兽头、蛙、蛇等造型，和屏风门板上的卷云纹图案以及鎏金的泡钉一起，将这座高1．8米，长3米的大屏风装饰得华丽、神奇。

　　三、墓中殉人

　　殉人分布平面图

　　在南越王墓中共发现十五个殉葬人的残骸，这是殉葬人分布平面图。

　　从图上可以看到，墓室内有五个室有殉人。墓门外埋有两个守门的卫士。第一道墓门进去是前室，前室东侧有一个宦官殉葬。东耳室近门道处埋有一个青年乐师。第二道墓门进去，东侧室殉葬四位夫人，各有印玺随葬，西侧室埋有七个仆人，他们的遗骨依次排列在地板上，都没有棺木，其中一位年纪尚幼。许多殉人都有印章证明他们的身份。

　　野蛮的殉葬制度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中原地区到汉代已基本废止，改以木桶、陶涌随葬，反映了人力之可贵。岭南远离中原，根据考古和历史记载，这一时期还残留着殉葬制度。

　　墓道卫士随葬物

　　在墓道起斜处和墓门前的外藏椁内，各发现了一个殉人，他们应该是墓道卫士。这两个展柜展出的仪仗饰和陶器是卫士的随葬品。

　　仪仗饰的木芯已经朽烂掉，只剩下八件预饰和九件铜镦。这里展出了二件顶饰和一大一小两件铜镦，顶饰通体鎏金，形状象一个深腹的碗，上面铸造出几条龙相互缠绕的图案。这个陶鼎是越式鼎，具有南方几何印纹陶的特色，鼎盖上有几何纹以及三棱形的鼎足。这些陶壶、陶罐、陶碗、陶瓮的器身上都有水波纹、蓖纹、小方格纹等纹饰，极具装饰效果。

　　前室景巷令随葬物

　　这枚“景巷令印”鱼钮铜印出土于前室东侧殉葬人的身上，在景巷令棺木周围，还发现了一套组玉佩，由3块玉璧、2件玉璜、2件玉环和1个鎏金铜环组成，还有一件铁括刀等。前室西边出土有一架漆木马车的铜构件。

　　“景巷令”是殉葬人的官职名。“景”与永远的“永”字是古音通假，“景巷令”就是“永巷令”，永巷令通常由宦官担任。这位殉葬人应是是南越国职掌王室家事的宦者。在南越王出行时，他要调备车马，陪侍—旁。

　　东耳室乐师随葬物
   
　　在东耳室近门道处，发现一个殉葬人。经鉴定，他是一位2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在他旁边，出土有3套青铜编钟和2套石编等以及许多酒器。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位敲击钟磬的乐师。
   
　　这几个展柜陈列的是乐师的随葬品。其中有一套组玉佩、两件带钩、三面铜镜等。熏炉旁边的是瑟枘。瑟枘是古乐器瑟上用来固定弦的一种构件。南越国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竹六类，瑟属于丝类的古乐器，这两套瑟枘都呈山峦起伏状，细看能发现山间有虎、熊、猴等各种动物出没。瑟枘下面的主轴上还留有弦的痕迹，千年之后，袅袅余音犹在耳边。

　　六山纹铜镜
   
　　这面六山纹铜镜出土于西耳室，三弦钮，以六个山字为主体纹饰，以浪花形的羽状纹为地纹。“山”字是战国时楚国文字的写法，和今天的汉字类似。用山代表高山，可能寓有长寿之意。山字镜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多种，以六山纹铜镜最为少见。山字纹镜是典形的楚式镜，说明了南越和楚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铜框玉卮

　　铜框玉卮是一件运用镶嵌工艺的实用玉器，用来饮酒，也是一件工艺品，它由9块青玉片嵌在一个鎏金铜框上制成，跟后相配的有一个漆木盖，盖上的黑漆大部分已朽落掉。当年出土的时候，铜框玉卮上裹了很多层丝绸，可见在当时它就是一件珍罕之物。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公元前198年，长安的未央宫竣工，汉高祖刘邦置酒未央官，大宴群臣，捧玉卮向他的父亲刘太公敬酒。可见玉卮在古代是珍罕之物，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玉卮很少，这件玉卮出土于西耳室，是奴仆的殉葬之所，似乎说明这位殉人有较高的身份。

　　“泰官”、“厨丞之印”封泥
   
　　这个展框内展出两块封泥，左边的是“泰官”封泥，右边的是“厨丞之印”封泥。封泥顾名思义就是封存物品的泥块。按照汉代官制，泰官是主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棒禄是六百石（音担）。厨丞是詹事府的属官，是掌管皇后、太子饮食的官员。
   
　　封泥的周围是西侧室殉葬现场复原和西侧室的随葬物。这125件随葬物应该都是泰宫、厨丞两位官吏检查验收封缄后入墓的。这两块封泥还说明西侧室的七位殉人的身份是御膳房里的奴仆，并且告许我们南越国的官僚制度以仿中原汉王朝为主。

　　“右夫人玺”金印
   
　　“右夫人玺”金印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三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印章以黄金为质，且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右夫人应该是诸妃之首。
   
　　南越国曾接受汉朝册封，在礼制、官制上摹仿汉朝，南越王又僭越称帝，另搞一套，这种矛盾也反映在后宫制度上，就是右夫人印章黄金为质，且称玺。这四位夫人生前可能备受宠幸，但最终却难逃殉葬的命运。

　　“赵蓝”私章及其它印章
   
　　这个展柜里的四枚印章都属于右夫人，与“右夫人玺”金印一起出土。“赵蓝”象牙印是右夫人的名章，说明右夫人姓赵名蓝，其它三枚印没有印文，赵蓝和南越王同姓，也许是越人从夫姓的缘故。在南越国时期统治阶层中汉越通婚比较普遍，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娶越女为妻，生下赵建德，即后来的第五代南越王。南越国连相三王的丞相吕嘉也是越族人，史书记载他的后代中男的都娶南越王的女儿，女的嫁给赵氏宗室。南越国能在岭南越族地区统治93年时间，跟提倡汉越通婚的民族政策以保持社会安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右夫人铜镜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多达39面。其中这件龙凤纹铜镜出土在东侧室，是右夫人的随葬物。它是三弦钮，在宽带状的十字形纹内有四只凤鸟，张开翅膀翘首回望，在十字形纹外则有四条卷曲成“S”形的龙，回首怒目，龙凤纹饰装饰在铜镜上，有吉祥的寓意。
   
　　铜镜是我国古代的照面用具，一直到玻璃镜子出现并普及才退出历史舞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铜镜的纹饰具有不同的风格与特点。战国到西汉初年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铜镜制造业非常发达，类型繁多，纹饰绚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多具有战国遗风，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思想和艺术崇尚。

　　右夫人组玉佩（A组）
   
　　组王佩是一种较复杂的佩饰。右夫人有两套组玉佩，这是A组，一共由3种不同材料的20个器件组成，组合复杂。自上而下依次是：连体双龙佩、两件玉环、三凤涡效璧、玻璃珠、十颗金珠、五件玉璜。
   
　　连体对龙佩的构图是二龙探爪张口攫物的形状，极富动感，正中间是一个花蒂形的物件。三风涡效璧的构图是三只凤鸟偎依在璧上，凤鸟大小不一，姿态各异。五件玉璜分为三种，玻璃珠下面的那件透雕四条龙，中间两件磺的两端都雕成龙头状，最末端的两件磺只在器身雕刻涡纹。
   
　　南越王墓中出土组玉佩11套，以南越王和右夫人的这一套最为精美。

　　右夫人组玉佩（B组）
   
　　这套组玉佩由七件玉雕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两件透雕玉环、玉舞人、两件玉横、玉管。
   
　　小玉环双面透雕龙纹，大玉环双面透雕两龙两兽，互相缠绕，最下面的为二龙合作玉璜。玉佩中间为一个圆雕玉舞人，工匠将舞女长袖飘飘、扭腰摆臂的瞬间定格，极为传神。墓中共出土玉舞人5件，通过这些玉舞人我们可以知道，南越宫廷舞蹈中流行的还有汉式舞蹈。最下面的玉珍雕成二龙合作状。

　　“左夫人印”铀印及左夫人随葬物
   
　　这枚龟钮的鎏金铜印印文是篆书的”左夫人印”四个字。秦汉时期对印章的钮式有规定，龟钮为诸侯王一级使用。这两个展柜里展出的铜印、组玉佩、铜镜都属于左夫人，其地位次于右夫人。广西贺县汉墓也出土了一件“左人人印”龟钮玉印，其身份应是诸侯之妻，与南越王“左夫人”的身份是不同的。
   
　　展出的左夫人组玉佩由7件玉饰组成，自上往下依次是蒲纹玉璧、玉玦、玉璜、花蕾形玉佩、玉璜、韦枼形珮、玉璜。
   
　　左边的这面缠绕式龙纹铜镜是半环钮，直径23．2厘米，主纹是四龙缠绕，与菱纹相结合，地纹是云雷纹。
   
　　右边的这面连弧纹铜镜是三弦钮，卷边，直径14．3厘米，以圆形涡纹和三角形雷纹组成的云雷纹作地纹，上面有七条弧相连。

　　“素夫人印”铜印及泰夫人随葬物
   
　　这枚龟钮的姿金铜印印文是篆书的“泰夫人印”四个字。这两个展柜里展出的铜印、组玉佩、铜镜都属于泰夫人。泰夫人在四位夫人中地位次于左夫人。“泰”通“太阳”的“太”，是大的意思。
   
　　泰夫人的组玉佩由4件玉雕组成，自上至下依次为方形玉佩。透雕龙凤纹璧、谷纹璧、涡纹璜。
   
　　在这三面铜镜中，左边的三龙纹镜上，主纹是三条菱形的龙，作腾飞状，三弦钮，卷边窄缘。中间的一面是十字龙凤纹镜，三弦钮，直径26．6厘米，主纹在内区是二龙二凤对称排列，外区是一龙一凤相间排列，地纹是菱形状。右边的是一面宽弦纹镜，三弦钮，主纹是三圈宽带弦纹。

　　“部夫人印”铜印及部夫人随葬物

　　这枚龟钮的鎏金铜印印文的第一个字曾经被墓室顶部的石头砸过，再加上锈蚀，模糊不清。经辨认，可能是部字。那么这位夫人就是部夫人，“部”可引伸为少或小，那么部夫人就是少夫人或小夫人了，她在四位夫人中身份最低。这两个展柜中展出的铜印、组玉佩、铜镜都属于部夫人随葬品。

　　部夫人组玉佩由5件玉雕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涡纹璧、玉舞人、玉璜等。
   
　　左边的这面缠绕式龙纹镜是三弦钮，卷边，主纹是四龙缠绕，地纹是云龙纹。右边的这面方连四龙纹镜也是三弦钮，卷边，主体纹饰是四龙相互缠绕的图案。

　　带钩一组
   
　　这个展柜展出的是四位夫人的装饰物，有带钩、牌饰、珠串等。
   
　　带钩是古人用以来衣带的装饰物，战国时已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说法，在汉代，带钩的使用十分多。南越王墓的带钩大多小巧玲优、构思奇妙，以自然界的动物形象做成一件件富合艺术性的实用品。

　　从左至右，第一件是蛇首铜带钩，钩身细长，酷似卓然直立的蛇，南方多蛇，这件文物体现了地方特色。第二件是雁首银带钩，造型是一只细颈宽腹的大雁。第三件是角形带钩，圆圆的角甲上装饰着回字纹。第四件是雁前银带钩启型与那件银带钩又有些不同，真是摹物写态，各具千秋。第五件是七星效银带钩，钩首是龙头形状，钩身装饰着北斗七星纹。这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唯一的一件与天文有关的文物，因而更显其珍贵。

　　四、御库藏珍

　　铜剑、铁矛、磨剑石
   
　　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武器就是很好的物证。展柜里的这把铜剑是战国时期典型的楚式剑，出土于西耳室，原来装在木匣里面，出土时木匣已经朽烂，它应是南下秦兵将士的遗物。
   
　　磨剑石和铜剑同出，并有磨面的痕迹，说明它是专门磨砺刀剑的。
   
　　错金铁予出土时已和鞘简锈蚀在一起，不能分开，鞘筒的表面鎏金，正、背面用错金、错银的手法错出三角形、流云纹的图案，显得华丽典雅，它也许是南越王出征时的专用品。

　　铁铠甲
   
　　在古代甲是指士兵穿的护身衣，胄指的是头盔。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铁甲和秦始皇兵马俑中的一种骑兵俑的戎装几乎完全一样，有甲无胄，无袖，无领，肩无搜膊装束，手无护甲的遮掩。说明南越国时期军队中仍保留了秦朝骑兵服的式样。
   
　　这件铁甲锈蚀严重，经测定，它重9．7公斤，其用甲片709片。这种轻型铁甲既能护身，又有利于保持灵活性，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铁铠甲大致一样，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穿用的。

　　虎节
   
　　节，是古代用于军事和外交、交通等方而的信物。接形状有人节、龙节、虎节之分。
   
　　这件虎节用青铜铸成扁平板的老虎的形状，虎威蹲踞之势，虎口大张，尾部弯曲成“8”字形，虎身上的斑纹用60片金箔片错成，在虎的正面有错金的铭文“王今命车徒”五字，所以称它为错金铭文虎节。从铭文可知，它是一件调动兵马的信符。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虎节，从文字、纹饰等方面看，与楚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它是迄今为止考古出土的唯一的错金铭文虎节。

　　戈、矛、戟等
   
　　戈、矛和戟是古代十分常见的兵器。戈用于钩杀、矛用于冲刺，而戟将戈与矛的功能结合起来，是一种既可刺杀又可钩杀的双重性能兵器。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三种兵器基本保留着战国兵器的特点。东耳室出土了一件有铭文的戈，上面有“壬四年，相邦张议”等字，说明了这件戈是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21年）由相国张仪督造的，由于秦统一百越而到达岭南地区，随后成为南越国的王室文物，成为礼仪场所中的仪仗之器，是泰平百越的重要历文物证。

　　五、钟鸣鼎食

　　楚式鼎

　　鼎最早是一种用来煮食的炊器，后来成为政权地位的象征。所以有“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的说法。南越王墓共出土铜、铁陶鼎51件，其中青铜鼎36件，这些鼎按器形可分为楚式鼎、汉式鼎、越式鼎三种，这是墓中出土的唯一一件楚式鼎，它器形高大，浑圆腹，圜底，高蹄足，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的羊头。

　　这件楚式鼎与墓中出土的其它具有楚文化特色的器物反映了南越国与楚地的经济贸易交流是较为频繁的。

　　越式铜鼎
　　
　　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器500多件，它们大多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应是本地生产的，其中越式鼎就有17件。这两件大铜鼎出土于后藏室，它们器形高大，平底直足。这种青铜鼎的出土地点与南方几何印纹陶的分布范围大体重合，这一区域正是秦汉时期的百越杂处之地，所以我们称之为越式鼎。岭南越族在周代已经常握了炼铜技术，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鼎和其它器物代表了南越国青铜冶炼的最高水平。

　　越式大铁鼎
   
　　铁器在岭南的出现比中原相对较晚，岭南汉墓出土的铁器还较少，而南越王墓出土铁器则多达246件，其中有两件大铁鼎，说明了岭南这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冶铁业的存在。
   
　　它身圆如罐，双环耳，有三个瘦蹄状器足，两侧耳下至底部有合范痕，是典型的越式鼎。这是岭南地区所见型体最大的铁铸件，对研究岭南冶铁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蕃禺”铜鼎
   
　　南越王墓出土汉式铜鼎共18件，其中4件器身有“蕃禺”或“蕃”字的铭文。这件“蕃禺”汉式铜鼎扁圆腹，圆底，矮蹄足。鼎盖刻有“番禺、少内”等字。墓中共出土有“蕃禺”铭文的鼎共9件。
   
　　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它在秦朝时是南海郡的郡治，后来是南越国的都城。这件“蕃禺”铜鼎说明了广州建城已有221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物证。“少内”是官职名，秦朝时设置，掌管财货，汉朝沿用，“少内”铭文说明南越国对汉朝官制的仿效。

　　炊具
   
　　这个展柜里展示的是一组铜制炊具，分别是釜甑、鍪与铁三足架。最左边的是一套釜甑，下面的叫釜，上面的叫甑。釜相当于今天使用的锅，甑放在釜上，甑底有算子，可利用烧煮时釜中冒出的蒸汽来蒸熟食物。右边是放在铁三角架上的三件铜鍪，用来烧煮食物，出土的时候，在鍪里发现了青蚶、龟足和鸡骨头等。南越王墓出土的食物五花八门，炊具品种多样，反映了不同的烹调方法和岭南饮食文化的特色。

　　烤炉和煎炉
   
　　烤炉和煎炉反映了南越国宫廷内烤和煎两种烹饪技艺。南越王墓出土了三件铜烤炉，这里展示了一小一大两件，右边是一幅烧烤示意图。小烤炉四角微微翘起，四壁有铺首，炉腔内有泥范，可能是一铸好便放人墓中的。大烤炉底部有轮，便于移动。小烤炉的壁上有四只乳猪，猪嘴朝天，用以插放烧烤用具。
  　　姜礤等
   
　　这个展柜展出的铜挂钩、姜礤、铜勺都是厨房用具。南越王墓出土铜挂钩共5件，它是用以钩挂食物的器物，铃形器内盛水，可以防止蚂蚁爬到肉上。这种简易而实用的器物在今天南方农村仍然使用。

　　酒器一组
   
　　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酒器，反映了当时的饮酒之风。这里展示了一组酒器，有三件鎏金铜壶，一件铜瓿，二件鎏金铜钫、一件铜皿、一件异形壶。其中铜壶、铜瓿、铜钫、铜壶都用来盛酒。铜皿除盛酒，还可用于温酒。鎏金铜壶是汉代铜器的精品，鎏金这种工艺方法，开始出现于东周时期，就是将金汞合剂涂抹在器物表面加热，待汞蒸发之后，金就牢固地附着在器物表面了。南越王墓出上的鎏金铜器超过了百件，数量是十分巨大的。

　　盥洗器一组（匜、洗等）
   
　　这两个展柜展出的匜和洗都是古代的的盥洗用具，一般匜和洗在洗手时配套使用。用匜盛水，从开口的一端流出，用洗在下面接水。南越王墓中出土铜匜16件，银匜一件，其中的一件有“蕃”字铭文，说明它们是南越国自制的。这一组铜匜大小套合，岁月久远，都锈蚀在一起。此外，还有铜洗，也是汉代用来盛水的器皿。

　　铜鉴
   
　　南越王墓中出土铜鉴三件，这里陈列的两件可作为代表，出土时里面发现鸡、牛、猪、鱼、龟等动物的残骸。
   
　　船纹提筒
   
　　提简是古代越族储酒的器物。墓中出土大小不一的提筒共9件，随葬时大小相套。这是最精美的的一件。简身有四组船纹，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舱，隔成5舱或6舱，满载战利品，其中的一舱内满是铜鼓，铜鼓是古代越族部落权力的家征。图上还绘有海龟、海鱼和海鸟，并有“羽人”战士手提敌人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这是目前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上有人认为它展示的是祭河神的场景。

　甬钟
   
　　钟是古代贵族祭祀或王室宴会时必不可少的青铜打击乐器，出现于西周时期，《周礼》和《汉书·礼仪制》中均有介绍。因大小依次成组悬挂，所以称为编钟，斜挂的我们叫它甬钟，直悬的称它为钮钟。南越王墓出土编钟共三套，这套铜甬钟可能是南越国自铸的，说明了这个王朝对“礼”的重视。

　　琴瑟模型
   
　　琴和瑟都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西周时已经出现。南越王墓由于浸过水，木质的东西都朽烂掉，只有琴瑟的瑟枘、琴匙、琴轸还保留下来，这里陈列的就是瑟销和琴匙等。
　　钮钟
   
　　编钟是古代贵族礼仪中的重要打击乐器，一般在祭祖或宴会时使用，南越王墓出土青铜编钟三套，这是一套铜钮钟，它一套共十四件。钮钟的作用是为演奏提供音准，使乐队中演奏旋律的丝竹乐器等有律可依。钮钟的声音厚重雄浑，一般用来演奏雅乐。钮神在岭南秦汉时期还比较少见。

　　勾翟

　　勾超是古代越族特有的打击乐器，多出土于长江流域的吴越地区。这套勾翟一套共八件，重191公斤，是岭南首次发现如此大型的越族打击乐器。勾翟每件钲部均刻有“文帝九年乐  乐府工造”的篆体铭文，按大小有“第一”到“第八”的编号。文帝九年即公元前129年，说明它是在南越王赵眜即位第九年由乐府的工官铸造的。

　　石磬
   
　　磬是一件非常古老的打击乐器，夏代时就已出现，西周时期钟曾并举，为乐器之王。磬一般由各种颜色的石灰岩和大理石制成，东周时已总结出一套制磬要诀。
   
　　南越王墓出土石编磬两套，一套八件，另一套十二件，呈曲尺形，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磬的声音清脆，古人比之如玉。
　　玉舞人

　　这件玉舞人高3．5厘米，由青白玉雕成。舞女的发型是横出的螺髺，服饰是右襟的长袖衣，衣裙上有卷云纹。我们留意她的舞姿：一手抛袖上扬到脑后，一手向身后从袖，穹腰摆臀，身似无骨，口微张开，似在歌咏，是典型的越女跳楚舞的形象。玉雕舞女在汉代诸侯墓中常打发现，但多为扁平玉块，这种圆雕玉舞人，尚属首见。南越王墓出土了五件工雕舞女像，为研究汉人乐舞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第三部分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专题陈列

　　本专题展出的陶瓷枕是香港实业家、文物鉴藏家杨永德先生与夫人杨张瑞贞女士捐赠给我馆的珍藏文物，共有二百余件，数量之多，品类之众，窑口之广，为国内罕见。这批枕的年代由唐迄元，以宋金时期为多，釉色五彩纷呈，造型多式多样。窑口则以唐宋以来北方产区的河南、河北为主。举其要者，有河南巩县窑、登封窑、宝丰清凉寺窑，以及河北磁州窑、定窑，也有山西晋南窑、陕西耀州窑，还有南方的长沙窑。景德镇窑等，瓷枕的绝大部分出自民窑，装饰题材主要求自自然景物和民间生活情景，反映着当时当地的民情风俗

　　长沙窑唐枕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民间窑门，其窑址在今天湖南长沙市铜官镇，所以又以铜官窑。唐诗：“焰红湘浦口，姻浊洞庭云”描述了它的兴盛。它首创了中国陶瓷工艺中的釉下红彩。其产品有壶、灯、瓶、杯、枕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别具一格的鸟、狮、锗、鱼等玩具，产品远销到朝鲜、日本、印尼、伊朗等许多亚洲国家，是唐末五代时期我国外销瓷的大宗。
   
　　　巩县窑是一处唐代窑场，它的窑址在今天河南巩县的小黄冶等处。它烧造白瓷、黑瓷以及三彩和黄、绿、蓝等单色釉的陶器，产品主要有碗、罐、瓶、尊、烛台和枕等，而枕分有三彩枕和绞胎瓷枕两大类。
   

　　巩县窑绞股枕
   
　　这件唐代晚期河南巩县窑瓷枕充分反映了巩县窑在瓷器制造中的绞胎工艺技术。所谓绞胎，是将白、褐两种颜色的瓷土，相互间隔，揉合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制作成型，于是瓷胎上便出现了白、褐相间的纹理、或如树木纹，或如鸟的羽毛效，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朵朵鲜花，再经过他施焙烧，便形成了绞胎瓷。
   
　　这件瓷枕用灰、白、褐、黑四色胎土相绞合而成，器物的表面施以黄釉，形成了自然流畅的水波纹效果，是绞胎贴面瓷器的精彩作品。